中远房地产凯晨广场常务副总经理谌祖元
初一接触谌祖元，他就对我们讲：我谈起建筑来眉飞色舞，但是谈别的不行。虽然不知道他谈别的到底行不行，但是他却在随后近四个小时的谈话中却几乎没给笔者留下任何插话的机会。 谌祖元以对完美近乎执拗的心态付出到凯晨广场上。笔者在不止一个的业内老总口中听到了对凯晨广场的称赞，认为它是名副其实的“长安街收官王座”。但是一个执著的设计师，一个因为有责任感而苛刻的开发商，甚至是一个民族情结浓厚的“愤青”（谌对建筑事业热烈而精进的追求让我们更愿意将他理解为一个青年），谌祖元觉得自己永远行进在寻觅“王座”的路上。 不希望在我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我的建筑就被埋葬 谈话从2700年前人口就已达到50万的开封开始，说到了1890年纽约开始修建地铁，又到了法国110年前建造了目前却依然能够满足整个城市需求的地下给排水系统。在1983年毕业、学习建筑结构出身的谌祖元口中，整个世界的城市发展史仿佛如同一部娓娓道来的家珍故事。 这或许是每个建筑设计师的偏好。所不同的是，有些建筑师凭借小众的奇特情趣站在理论的巅峰，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有些建筑师操刀大型公共建筑迎接普众的评判，人们记住了建筑本身。谌祖元属于后者。 谌祖元对于目前他所负责的项目——位于长安街上的凯晨广场，坦言相称，中远地产上下都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在做。“试想一下，能在长安街上修大楼的人能有多少？这样的机会我们应该好好珍惜。中国再没有一条街像长安街这样集历史与现代于一身，600年的发展历史，长安街发生了无数的故事，记载了中华民族繁荣中的辉煌，沉沦中的不屈。进入21世纪的长安街，也正在见证这个伟大民族的开放进取、走向复兴的每一个足迹。” 凯晨广场坐落在长安街上，显要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凯晨广场的设计与周围现有的建筑、限高和公共敞开空间等功能、规划、体量上都需要保持良好的连续性。但是谌祖元认为，仅仅因为长安街限高以及建筑体量的限制而把凯晨广场做成又一个“积木块”，那么大家就会说“长安街上又多了一个垃圾建筑”。 “建筑最怕的就是平板，缺少韵律。所以我们在建筑的整体设计采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将原来的一块‘积木’分为三栋然而又互相连接。”谈起设计，他满房间寻找一个盒子来给我们讲解凯晨的结构。凯晨广场整个建筑由中间有两个玻璃中庭和四个玻璃连桥相连接的三栋相互平行的独立写字楼构成，这种处理手法在保证了三个实体部分客户特性的同时，又利用半敞开的玻璃中庭将沿长安街一面的绿化广场和水景引入建筑的中心部分。实体和透空部分相辅相成，并通过采用第二层面将基本外形和透空部分的凹进和凸出的设计手法使建筑外形更加丰富。如同中国古老的七巧板，当其中部分被去掉时，新的空间便被拓展出来。而随着不同元素逐渐被从整体中取出，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随即凸现。 “在设计凯晨广场的透空和实体部分时，我们试图将建筑体块按照汉字构造的最基本的比划精简成I、L和Z型。这种直角组合产生的I、L和Z型饰纹，从中国古代书法中演绎而来，事实上，它们大量存在于中国传统艺术中，也深深的植根于佛教中吉祥如意的卍字符中。这些基本形状不同的相互组合贯穿在整个建筑的造型、内部空间设计、材料的运用以及园林绿化和水景设计之中，从而创造出凯晨广场独特的个性。我很庆幸，美国SOM的设计师竟然很准确地理解了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些符号和内里的意义，他的表现非常成功。” 跟其他写字楼仅以立面来讨巧不同，凯晨广场的卍字符渗透到了建筑的每个细节，无论是建筑造型、玻璃幕墙、大堂内部的互视空间以及流水、园林，甚或园林水渠中的水的流动所形成的水幕本身都作为一部份参与到卍字符的表现中来。 对于凯晨广场的理解，谌祖元首先没有强调其顶级写字楼的属性，而是称之为“大型公共建筑”。他不断思考的是大型公共建筑所应具有的本来特征：符合大众审美的，近人的，功能完备的，可以流传的。 “虚实结合，这是汉文化，像我们的国画，喜欢大片的留白，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是水、是远山、是真、是幻，任由你想象。现代的建筑更加的西方化了，但是越是西方化越要注重加入一些民族文化的东西。这些看似随意，实际上是精心雕琢的。做凯晨广场，我们想要做一个精品，力求做到最好，让那些跟它匹配的最高端的客户认可它。我不希望在我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我的建筑被埋葬。” 让渡、互动、近人，在现有的写字楼里，其建筑形态能做到这点的寥寥无几，而在长安街这样的位置则是非凯晨广场而无一出其右。 我们不能假设10年后北京的面貌，就连谌祖元自己也承认，北京近年来已经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公共建筑，这位曾经在华东建筑设计院工作了10年的设计师憧憬，“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态势发展，北京将变得非常漂亮，比上海要漂亮。”但是，我们相信凯晨广场在这一进程里成为了值得传颂的一个。在谌祖元的主持之下，在设计师的手下，凯晨广场化解了低矮敦实的体量而可能造成的“一堵墙”的效果，摒弃了依靠拒人千里给人而传达的宏伟建筑感。这并没有妨碍凯晨广场成为“王座”。 为中国的建筑史上留下一点东西 每个人看市场都有不同的角度，所以就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谌祖元将凯晨定位为纯商务写字楼，纯到什么程度用他的话说就是：要做精做细做窄，而不是做宽、做得大而杂。用一个比较夸张的比喻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个楼就是周一到周五热闹一些，周末只留一个老头“看更”就可以了。我们要打造一座顶级的写字楼，要为中国的建筑史上留下一点东西。但是要打造这样的一座写字楼，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吃螃蟹。 “我们这个螃蟹吃得好像有些大了点。凯晨广场的玻璃幕墙达到5万平方米，外国人一听都惊呆了，说：中国人真敢干。在国外的原材料供应商都轰动了，因为在国外目前最大的幕墙也不过3万平方米。这到底是叫奢侈浪费还是在提高产品开发方面的功能？对这个问题我们做了深入的思考，最终我们承认消费的层级化，客户也是有层次的，我们的定位就是最高端的客户。在这样一个世界顶级的位置，只留给世界顶级的企业！” 因为这个认识和底气，在跟材料供应商博弈之中欧洲的厂商排着队来找谌祖元，价格被压到了最低，甚至都是零利润，让用他们的货。他们很清楚，凯晨广场这个楼就是品牌、就是形象，“如果他们能接了这一单生意，就说明他是世界上的NO.1。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在帮别人缔造品牌。” 当然要为中国的建筑时留下一点东西，不是仅仅一个在数量和面积上超大的玻璃幕墙就可以了，谌祖元更了解现代写字楼中技术含量对于实现使用功能的重要性，在凯晨广场他大胆地启用了很多高智能化的关键技术。 凯晨广场采用了双层玻璃幕墙，据介绍，首先是为了实现宜人的温控，并且能完全将窗户改到内层开启，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建筑整体形态的完整和美观。玻璃幕墙的外层相当于一个玻璃罩，底部有风口，利用空气受热上升的原理，自动形成热循环。荷兰、丹麦这些国家完全不准用空调，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解决温控问题。谌祖元说，这样做的好处有三个：净化空气、节能、美观。引入自然风，防止空调病；充分节能，比单层玻璃幕墙采暖节能25%-30%，制冷节能35%-40%。 我们知道，由于太阳照射的原因楼的南、北方面温差可能达到8摄氏度，在写字楼里北面穿西装正好，而南面穿短袖还觉得热的现象比比皆是。一方面能源短缺，另一方面还在因为这样的原因在大量消耗能源。在凯晨广场，大厦里一共设置了1万6千多个温度感应点，这样就将大厦南、北温差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而这个指标在国际上的标准是3摄氏度。 由于凯晨广场在建筑外观和玻璃幕墙采用的独特形式，造成需要大量异型和定制化的材料。在材料质量的问题上，谌祖元表现出了一个项目主持人的高度理性和对市场的准确把握。 在很多材料的质量要求上，谌祖元完全废除了国内标准，而是主动与国际标准看齐，在工程质量的问题上，谌祖元的参照物甚至是瑞士钟表。因此，做质量标控时，凯晨广场专门请了国外的专家过来，要求他们“照你们的标准来，不符合就砸掉！”据说，凯晨广场的玻璃幕墙就是因为施工误差，达不到谌祖元所想要的“镜面”效果，曾经过多次尝试，在未能找到合理方法前挂上去又被撤了下来。 在竞标过程中，凯晨采取的方式是，不歧视任何公司，无论国内、国外，将要求和标准摆明，由竞标公司先押款，达到标准再由凯晨将合同额一定上浮。刚开始听说凯晨广场要招标，报名的公司蜂拥而至，有三、四十家之多，但凯晨广场的标准和招标方式一出来，很多人都知难而退了。 谌祖元很清楚，这样的严格并不是要换来“奢华”的评价，据介绍，曾有一个国外基金拿着一套国外最严格的写字楼标准来给凯晨广场评估打分，结果在各项指标上凯晨广场的得分非常高，他们很惊讶。“我告诉他们，不用惊讶，我们就是按照他们手里拿的那套标准来做的，得分当然高。” “在长安街上这样的地段做项目，说实话我们非常小心、谨慎，做这样一个作品要对得起后人，我们不想做很平庸的东西，不搞哗众取宠的东西，我们仅仅想要为中国的建筑史上留下一点东西。” 苛刻出精品 由于主持整个项目，在凯晨广场建设的过程之中，让谌祖元充分的体验到了在建材行业的中外差距。 谌祖元坦言自己是一个民族情结很重的人，“比如玻璃，我国的厂家已经做得这么好，却还要贴洋品牌。美国玻璃都是中国出产的，拉到马来西亚、菲律宾把中国的痕迹抹去，法国的厂都设在中国，那还有法国的玻璃？在同等质量下，中国的玻璃要比进口的便宜40%。凯晨广场的玻璃拿到伦敦化验，他们都惊讶，10年前从中国拿来的都是垃圾，10年后的今天中国制造的玻璃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可惜，我们现在仍然是不贴别人的洋商标就打不开市场。再比如说空调，除了弱电系统，全球三大空调商80%的空调都是中国生产的。所以现在很多像吴敬琏这样的经济学家，他们都呼吁中国的工业产业不要只挣一点辛苦钱，但是大家也认识到这是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要发展就必须要交学费。” 凯晨广场的做法是，找国内最好的工厂作为加工基地，掏钱让他们的技术人员出国培训，并用采购品牌的标准进行验收。在民族情结和成本控制之间，谌祖元找到了最佳的平衡。“中国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香港修建新机场的时候，一座桥就用了80多亿港币，而同期上海修建机场时造了5座同样的桥，合起来都没用80亿元。请不要再随便看轻我们的制造能力，我们需要的只是更高的要求、更精准的管理。我确实钦佩我所采购的材料提供商对品牌的态度，他们的质量监测员的一丝不苟是我们中国每一个想要树立民族自有品牌的榜样。” 谌祖元通过与国外厂商的接触，发现了目前中国的制造业无法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一个因素，就是态度。“在欧洲95%型材都是我们中国制造的，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东西做的没有别人做得好、做得精细。咱们中国的质检员，任务就是帮老板把这个东西卖出去，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大概是‘行了，不错了’。在瑞士不是这样，对于质检员来说，没有老板，只有职责，职责就是保证品牌，不让不合格的产品出去。”正因为这样的态度，造成在一些关键器件上，谌祖元无法炮制凯晨所采取的独特的品牌采购-国内制造的方法。他不得不客观地承认，国外在一些产品的制造方面仍然有着许多中国需要付出时间和代价去学习的优长，而这是中国目前的工艺无法替代的。谌祖元没有说出来的那句话也许是，希望在将来主持的某一个顶级项目上，能够用到大家公认的优秀品牌，而这一品牌正是民族品牌。 即使是在这样苛刻的控制之下，谌祖元仍然说，建筑是遗憾的艺术。“一栋建筑从设计完成到竣工，有一个滞后的过程。从规划到产品完成需要2、3年时间，在这个期间设计师又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可能我们做了一两个好东西却还没有被市场认可，但是我跟我的团队说，做十个以后再看！我的要求是凯晨广场做到大楼入住3年内除了保养不要出现维修。” 对于公众和使用者来说，“收官王座”的凯晨广场已经很快就要呈现，而对于谌祖元，他还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