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导万通地产成为一个具有“反周期能力（冯仑语）”的公司后，冯仑被迫一次次地回忆往事。面对一拨又一拨的媒体记者和访客，47岁的冯仑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向20多岁的年轻人讲述自己的当年。 十余年后，当年琐碎、凌乱、毫无特色的经历已经传奇化。无数的访客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他们整理了这个人当年的点滴，然后人为地加进去或者省略掉一些事情，并赋予新的解释，冯仑当年在电线杆下挨饿的片段如今成为他从商成功的经典坐标，他夹着股权证在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街头到处兜售的困窘情景，也被人聊作一笑置之的谈资。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常见的场景之一。当一个人卤莽地放弃了众人眼中不错的社会地位，并从接踵而至的艰难境地下崛起，最后取得了成功，收获了财富，这个人往往最后也会赢得更多媒体的青睐。这些条件并非缺一不可，但是如果能够兼而有之，最后覆盖在故事上的演义色彩也会更加浓烈。 在中国宣布以一种更实用的意识形态去替代原有的价值观20多年后，我们也拥有了这样一批财富新贵。他们崛起于转型期的制度缝隙，伴以个人的勤奋和冒险精神，在他们迈入不惑之年前后，拥有的财富已经使得他们有能力去影响一个行业政策的制定，他们甚至圈定了我们日常的一些公共话题，从暴利论到谁应该住什么样的房子。他们看上去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尽管这个群体的文化教育水平参差不齐。 当新闻媒体蜂拥而入，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采访对象一一刨根问底时，对财富路径的追逐和期待才是背后的主因。读者想知道，他们成功以前在做什么，他们背后站着一个怎样的女性，成功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神秘因素。结果，读者的欲望驱使一个财经记者变成了娱乐记者，所以他们才会去关注这些人的过去，甚至他们的私生活。 然而，读者和年轻的访客并未意识到，在这些激动人心、程度不一的个案里，一些共同的因素是不可复制的。正因为如此，当我把以下的问题扔给冯仑时，他的回答显得坦率而明智。 “那么多的人写了那么多的文字去描述你，我们想知道，你认为这些描述与你自己的体会之间有着怎样的差距？” “没有一个像我的，都是他们自己眼中的我，但是我也写不出真正的自己。人一走入社会，就会出现形象的不统一。我不在乎别人怎么写我，对与不对都无所谓，因为宽容是唯一的，我们只要宽容，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共同存在就行了。” “有一天，你会去写作自己的回忆录吗？” “人对自己未来的想法现在是控制不住的。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写，也许虚荣心上来了就去写了。人老了写回忆录很大程度是因为虚荣心，当然，或者是觉得自己伟大。如果我伟大了，或者虚荣心上来了就会去写。” “你要是写作自己的回忆录，你第一句话会怎么说？” “这个人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哺乳类动物，是个被人搅乱成似是而非的哺乳类动物。”对冯仑生活进一步的探讨就此打住，此刻是明智的。既然每一个来访者的描述都与主人公的意见相左，那么也就没有继续下去的理由了。可是，这又怪谁？ 如果一个记者要求在冯仑身边呆上一周，和他一起吃午餐，呆在办公室里看他如何做决定，如何去应对一个下属推门而入向上司提出的工作上的抱怨，以及听见他接听朋友的来电时脱口而出的脏话，那么，这种提议通常会遭到公司公关人员的拦阻，也很可能被他本人拒绝。结果，记者开始逐渐习惯于浅尝辄止，我们的手指忙于在键盘上匆忙地得出这些发展商睿智、生活优雅、思想渊博的正面印象和结论。 这的确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开发商在快速地挣钱，我们在匆忙地一篇接一篇地描写他们，丝毫不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忘记了最后贴上这样一个标签：如有雷同，纯属虚构。 冯仑发言的异常之处在于他出神入化地使用了许多幽默与智慧并存的比喻。就像发言前经过精心准备一样，他的发言显得漫不经心却警句迭出，整个会场立时会充满欢笑 2002年，中城联盟配合新住宅运动发起拍摄了一个电视专题片《居住改变中国》。中城联盟成立于1999年，最初的名字是中城房网。 在媒体的描述里，这是一个小心翼翼、地产商团结一致的对外发言平台，每当行业面临重大政策变故，一封执笔人不详的“万言书”将被公布发表，用于向政府部门游说，同时也企图说服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自从成立以来，这个地产商的联盟不断在政策关口发言，成功确立了自己的话语权，以至于如今，人们把它当作中国房地产行业内除中房协、房地产商会外的第三个行业组织，冯仑甚至认为它就是“行业中的欧盟”。冯仑是中城联盟继王石之后的第二个轮值主席。在他的任期内，他的职责是尽可能地去提高房地产行业在购房者和网民心目中的道德形象——这注定是个苦差事。他的另外一个头衔是虚拟的，公共媒体称呼他为地产界的“思想家”，以赞扬他充满建设性和思辨性的发言。但是，直到《居住改变中国》拍摄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比这部专题片更能集中体现其“思想家”的形象。在这部总长度超过360分钟的专题片里，总策划冯仑是以一个解说者和貌似社会学教授的角色出现的。电视屏幕中他的言辞充满社会学词汇，当你怀着不以为然甚至不屑一顾的心态去观看时，冯在其中几个话题里的发言将改变你的看法。 参与组建行业组织，筹划拍摄专题片，向同行传授万通地产历时3年的研究成果“美国模式”等，只是冯仑介入这个行业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他频繁地就这个行业的一些问题进行发言、写作、在会客室里接待记者。这种举动的诸多后果之一是为他赢得了名声，他被邀请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论坛和展会，并作为主要的发言嘉宾登台发言。 在房地产行业，类似的发言者并不鲜见。冯仑发言的异常之处在于他出神入化地使用了许多幽默与智慧并存的比喻。就像发言前经过精心准备一样，他的发言显得漫不经心却警句迭出，整个会场立时会充满欢笑——对于一个写满僵硬议题的论坛操办者，不用我说，你完全可以想见，观众的笑声是多么价值连城，又来得如此及时的礼物。 当幽默和笑声完全成为了冯氏发言的两个特质后，我们发现，他在运用一些带“颜色”的词汇做载体去表达他的观点上富有天赋。他的发言从容利落，声色俱佳，可以促使一个女记者红着脸对别人悄悄地说，“真讨厌。”然而，更多的人对此的态度是，抱以掌声和发自内心的喝彩声，他们觉得，这简直太棒了，为什么首先发言的几个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总是满足于在镁光灯的照射下，乏味地玩弄数字，以及对政府的红头文件不知疲倦地引经据典，而不能像这个房地产界的超级男生那样，总是游走在观众的神经末梢，让他们产生一阵阵触电般的感觉。 这是去年12月中国上海住交会的一个论坛的场景速写，它与此前无数类似论坛的所有令人昏昏欲睡的特征完全吻合。冯仑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一点，他穿着一身和他的气质完全不吻合的西装坐在台上侃侃而谈，使台下数百名男性观众每几十秒钟就发出一阵粗犷的哄笑，但是他自己却保持着从容的神情，从不觉得自己的话不合适宜，或者足以让自己也忍俊不禁。当他匆匆结束这个论坛的发言，而去赶赴另外一个商业会谈时，观众发现，这个宽额头、长脸、胡须修饰的野性而性感的中年男人再一次超越论题成为论坛当仁不让的男主角。 “策划成立万通时，我和易小迪就在电线杆子底下的一个大排挡商量去哪里借钱，怎么借钱，就像小姐一样，是从电线杆子底下练起来的。”他不假思索，但是半真半假地解释。 “那时，我们有理想，有信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有饭吃。”他继续说，“你没有选择权。” 他的谈话的热情被激发起来了。他开始评价起自己的言论。 “我是教书先生出身，性格柔弱，不够刚烈，思维缜密，说话系统，逻辑清晰，但是不够有煽动性，总让人感觉在慢慢地讲事情，但是能够把事情编圆了。我做过心理测试，给我十分钟时间，我和听众才能够兴奋起来。但是，老任（任志强）上台一句话，语言犀利，具有爆炸性，大家一下子都被煽动起来了。” 他停顿一会儿，然后语气肯定地看着我说：“老任适合做群众领袖，而我适合当师爷。”说完后，往背后的靠椅上一仰，津津有味地看着我们笑。 他意犹未尽。“我的性格决定我是观是非而不介入，因为我没有本钱做砸了，公司的性格也如此。”然后，他就用又一个案例开始论证起来，他讲述的是一个不小心进入“天上人间”去洗手的姑娘，以及随后遇到舆论谴责后的种种可能性——跳井，无所谓，疯掉，进精神病院。 冯仑聊天时的满不在乎又一次体现出来。你看，“荤词”又开始蔓延进他的发言中去了，这是一种情不自禁吗？ 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公司业务的转型上，并一次次地脱下习惯穿的草绿色军队休闲服，换上西装，然后赶赴机场，在国外某个基金经理的办公室里耐心地洽谈 当我和冯仑在万通新世界B座六层一个小会议室就这些私人话题进行交流时，北京的房地产界，甚至中国的房地产界正在为一个“暴利门”事件而熙熙攘攘。任志强，北京一个中等规模地产公司的老总，再一次展现了制造话题的能力，几个月后，他还制造了“富人区、穷人区”事件。 冯仑也半推半就地卷入了这样的争议。此前，类似的争议总是一波又一波地出现。作为一个已被寄予一定名声的房地产发言者，很难判断，冯仑的发言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己的表达欲使然。我看到的是，冯仑努力去使自己的发言有机会被放置在一个相对宽敞的背景下，他显然认为，在回答一个争议性的题目时，对历史背景的阐释有助于我们得出更理性的答案。所以，他的言论里往往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充满社区、产权、自治等一些看似漫无边际的词汇。当他回答我关于利益集团的问题时，他比我想象的更加轻松，他说，利益集团很正常，中城联盟就是利益集团的产物，“但是，利益集团是一个中性词。”他定定地看着我。 作为一个“80后”人，当我面对冯仑时，我无从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海南是怎样的情景，课堂上的教科书，以及随后的畅销书里的描绘，比我们的想象距离真相更为遥远。那时，我们在享受快乐的童年时光，蹲在地上捏泥人，或者在小河里嬉戏，成人世界的波澜壮阔，以及电视屏幕上一页页滚过的逮捕名单，对我们毫无意义。我不想去论证究竟有否足够的理由把“原罪”这个时髦的帽子戴到冯仑头上，虽然据说是冯仑最早在地产界提出了“原罪说”。改革多年来，社会的主流人群已经有了一种对财富的冷静的宽容观，《物权法》甚至已经走到了立法程序的最后一刻。 在2003年以后，给人的印象是，冯仑成功地使自己不再成为公众视野的焦点，他把自己的公司推向了此前他一直占据着的前排。在2003年的住交会上，冯仑宣布自己的公司将抛弃房地产行业一直遵循的“香港模式”——正是这个模式使他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此后，他便忙着使自己的公司向他称为“美国模式”的轨道上转型。 这个转变因为过于超前，一度被解读为开发商过度泛滥的炒作之一。毕竟，宏观调控背景下开发商的日子仍然“看起来很美”。去年年终，北京市一个地产媒体甚至在五星级酒店组织了一场“千人宴”。这是一场极为平常的商业宴会，但在外人的眼里，却折射出整个行业的暴利。 冯仑意识到，公司的业绩和实力是自己能够登台发言的筹码之一。他必须使公司进入一个能够持续盈利的通道，如果他想继续保持影响力的话。于是，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公司业务的转型上，并一次次地脱下习惯穿的草绿色军队休闲服，换上西装，然后赶赴机场，在国外某个基金经理的办公室里耐心地洽谈。 冯仑的写作独具风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成功初期的万通也抱着强烈的危机感，当然，还有强烈的让人难以置信的使命感 在本文写作的时候，地产界的公共人物是潘石屹和任志强。任正陷入“富人区”事件中，潘则忙于每天的博客写作。冯仑显得有些悠闲，但还是不时要出来调侃一下，在他参观完蒙牛的乳业基地后，他写了一个文章来讨论牛的性生活，这个文章表现了足够的想象力，尽管有人称之为“无聊之作”。 冯仑的写作独具风格，他可以用文言文来给自己的文章增添味道，同时，他也可以写出很有内容、充满灵性的文字。每年元旦，他都要亲自写一篇文章在公司内部的新年联欢会上宣读，迄今已经有1３年的历史。这些文章全部配以通俗易懂的标题，作为备忘录来见证万通地产在不同阶段面临的一些转型特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成功初期的万通也抱着强烈的危机感，当然，还有强烈的让人难以置信的使命感。 1995年，他写了《砥砺意志，战胜万通》，向全体万通人问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三年前播下的龙种，能够在今年收获一只凤凰吗？” 1996年，他创作《走过历史，走向成熟》，探讨了万通地产此类公司遇到的四大历史性障碍和四大流行疾病，其中，他早年在牟其中帐下做事的经历似乎成为最有力的注脚。 1999年，他写了《我们走在大路上》，在这个风格一如既往的文章里，他首次提出万通地产应该“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他说的先进是指万科公司，这个主题在4年后的《学习万科好榜样》中再次得到体现，此时，这个榜样公司以50亿元的年度营业额在全国夺冠。 2004年，他写了《让你的公司更加张艺谋》，目的在于使自己的公司像张艺谋那样，积极完成向主流的转型，阳光心态、照章纳税，收获尊重和安全感。他论证说，张艺谋曾经是一个从事边缘电影创作的反叛者，但是现在，他是受到政府和商界拥护的“骄宠”。 2006年元旦，他写了《要有傻根精神》，这更像是一次比较有底气和针对性的辩护。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他的公司在住宅定制业务上出现了井喷，实现了500%的增长，而在3年前，这完全不可想象。 我们的聊天终于进入尾声，这是一次奇异而痛苦的思想旅行。他支配话题的能力让年轻的访客陷入一种与兴奋夹杂起来的焦虑中。比如，他谈到对台湾政治体制的理解，以及与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的会面，但是当我本能地觉得这是一个眼球话题而激动起来后，他却从另外一个相对无关的话题开始讲起。 由于时间的局限，我没有能够让他在这个话题上继续向前，他的时间安排太紧凑。我们此次一个多小时的访问，由于他经常身在国外，已经拖延了两个多月才成行。门外的漂亮秘书多次打破礼节的暗示，终于让冯仑开始焦急起来，他的话题急匆匆地从伊拉克问题、阿拉法特（这是他一直崇拜的偶像），以及新加坡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些字眼上扫过。比如，他仅仅提到了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公司，在整个亚洲，这正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泰国，一项与淡马锡有关的19亿美元的并购交易甚至使总理他信被迫在政治上做出让步，在街头示威群众的压力下，他被迫成为了一个看守内阁的总理，继而又失去了总理的权力，未来的政治生命尚不可知。 让我和读者一起感到遗憾吧，冯仑没有来得及就这个精彩的话题进行发言，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暂时克制自己的好奇心，我们将等待下一次聆听。
冯仑 1959年出生于陕西西安。曾获得经济学学士、政治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1984年至1990年期间先后于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任职。1991年创建万通。现任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民生银行董事，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简称“中城联盟”，前身为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协作网络）第二任轮值主席、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城市住宅开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